原驻德大使：建交50年前史标明，中德不可能“脱钩”

liukang20244天前精品吃瓜198

2009年7月2日，第八任我国驻德国大使马灿荣登上回国的民航班机，完毕了7年半的任期。

此刻暮色已来临，马灿荣却感觉不到连日来告别拜见的疲乏，他的思想忽然开端活泼，在德国阅历的全部像放电影相同呈现在回想里。

1972年8月，他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班结业，进入交际部西欧司作业。两个月后，联邦德国交际部长谢尔率团访华，在10月11日与我国签署建交公报。仍是年青科员的马灿荣在公民大会堂目击了这一前史画面。

一年后，马灿荣作为翻译被派往我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常驻。尔后，他又先后作为政务参赞和驻德大使两次常驻德国。在驻德的22年中，他简直亲历了中德建交后的每一个年代。

1972年10月，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接见会面来北京签署两国建交公报的联邦德国交际部长谢尔和夫人一行。

慢热的“突变”

1973年9月5日清晨，马灿荣和搭档一行四人从北京起程，前往波恩。为了节约外汇，他们挑选乘坐火车，路上通过了12天的翻山越岭。

波恩经济高度发达，花草茂盛，街上门庭若市，商铺琳琅满目，与其时的我国完全是两个世界，让马灿荣十分震慑。

那时中德在经贸、科技和文明范畴的协作及互访活动已逐渐活泼。使馆的首要任务是广交朋友，为日后作业打牢根底，一同深化了解德国状况，为国内供给抉择计划参阅。

马灿荣常常伴随大使和首要交际官去德国各组织联络，有时也伴随大使到会一些国家的国庆招待会和使团活动。他显着感觉到，时任德国总理对我国交际官不是特别热心，除了握手问寒问暖外，很少有实质性攀谈。其时联邦德国由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勃兰特推广的是旨在与苏联、民主德国及东欧其他国家平缓联络的“新东方方针”，其间苏联被视为重中之重。

这一交际方针让在野的德国联盟党大为不满。联盟党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他们始终以为苏联是世界和平的首要要挟，在中德建交后对我国表现出的热心也要高于执政党，科尔、施特劳斯等联盟党人再三访华。

1974年5月6日，勃兰特因国务秘书纪尧姆被查明是东德特务而辞去职务。5月19日，施密特继任联邦德国第五任总理。

早在60年代末，时任国防部长施密特就对我国有一种“政治上的好奇心”。其时中德没有建交，他抉择先造访我国周边国家，企图“用我国邦邻的眼光”从头审视我国。此行印证了他“我国往后在世界上将扮演重要人物”的主意，回国后他主张勃兰特赶快与我国建交，“我能够必定，我国会成为世界大国”。担任总理后，他继续推广新东方方针，但加强了对苏强硬的成分。

1975年头，施密特托人传达我国使馆，对我国约请如此许多的对立党人士访华感到惊异，并暗示自己有意访华。中方很快做出活跃反响。

1975年10月29日，施密特抵达北京，成为第一位访问我国的联邦德国总理。毛泽东和邓小相等我国领导人接见会面了他。

施密特此行发现，我国期望能看到一个强壮的欧洲，以控制苏联，而德国被以为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他向中方表明，要把我国放在与美苏相等的位置看待。

马灿荣与施密特总理在施密特书房合影。图/受访者供给

马灿荣告知《我国新闻周刊》，施密特任总理期间中德联络开展平稳，没有太大崎岖，但施密特在德国联邦议院争辩时的能说会道和尖锐言词让他和搭档们形象深入，每逢有施密特讲话，我们都会围坐在电视机前专心致志听他的讲演。

1978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我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和比利时。施密特在与谷牧谈判时表明，期望我国经济强有力地开展起来，我国作为亚洲安稳要素的效果应大大增强。

同年10月，中德两国政府签定科技协作协议，这被解读为两国联络产生“突变”的标志。

“特别重要和特别值得信赖的同伴”

1982年，联邦德国政府更迭，执政13年的社会民主党下台，联盟党与自由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科尔继任联邦总理，他一就任就表明，中德两国在严重政治问题上广泛共同，有许多协作潜力可使用。我国使馆作业也由此产生很大改变，节奏显着加速。

马灿荣回想，我国各种代表团和调查团在改革开放后蜂拥而至，德国具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我国最需求的雄厚资金、先进的技能和管理经验，是我国在欧洲调查的首选之地。他还记住时任交通部部长叶飞访德时专门组织两天调查我国还没有的高速公路，对用料挑选、危险躲避、资料承受能力等问题都咨询得很细心很专业。

简直一同，中苏联络开端冻结，影响中德联络的苏联要素不再构成妨碍，新我国和联邦德国的联络进入了前史最好时期。

两国高层频频互访。80年代，我国副部长以上官员访德、联邦德国副部长和州一级部长以上官员访华每年超越20起，两边领导人互访时都有担任经贸和科技的部长随访。科尔政府自1982年起向我国供给无偿性质的技能协作，自1985年起供给软借款财务协作。1981年，中德两边交易额从建交时的2.74亿美元增长到23.4亿美元，1986年猛增至45.59亿美元。

科尔总理来我国大使官邸做客，与马灿荣攀谈。图/受访者供给

1984年10月科尔以总理身份初次访华，1986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德，两国联络进入一个高潮。科尔称我国是联邦德国“特别重要和特别值得信赖的同伴”，德国的对华方针是使两国树立“充溢信赖的联络”，“到下一个世纪也能沿着正确的轨迹行进”。1987年7月，科尔再次访华，着重“政治上彼此商量、经济上密切协作、文明上彼此沟通是两国长时刻安稳协作的三根支柱”。

但80年代末，两国联络扶摇直上。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全面制裁”，德国不是带头者，却是仅有以国家议会抉择方法通过“制裁”抉择的欧洲国家。时任我国驻德大使梅兆荣提出严肃交涉，中德联络跌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马灿荣于1987年开端担任政务参赞。1989年11月9日晚，他和搭档正在使馆看晚间电视新闻，忽然画面切换到东西柏林之间的边防检查站。那里聚集了不计其数的东德人，他们正像潮水相同涌向出境口。

晚10点左右，东德边防线接到指令翻开边卡，数以万计的人流涌向西柏林。西柏林人则从反方向涌向边卡，抛出巧克力、花束和黑熊玩具，开香槟庆祝，同素昧生平的东德人拥抱，哭着笑着纵情喝彩。

那段时刻，马灿荣密布参与德国各界的陈述会和评论会，要点重视美、英、法等大国的反响和意向。此刻我国同联邦德国联络处于低落，同民主德国联络接近，因而对联邦德国显示出的一致德国之势持慎重心情，静观其变，对推倒柏林墙未做官方议论。

科尔政府推出一系列办法，加速一致脚步。1990年10月3日，德国完成一致。

马灿荣说，柏林墙坍毁不是偶发事情，联邦德国政府从未抛弃一致方针。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之前说“德国的一致是100年往后的事”，后来改口“民族自主的准则也适用于德国公民”，不久后他又抛弃这一心情。科尔捕捉到世界形势的瞬间改变，在这扇门翻开一条缝又要关回去的瞬间抓住了前史时机。

梅兆荣曾回想，其时德国各党派内部都有一些反华人物，但以科尔为代表的执政者对我国坚持了沉着、友爱的心情，静观事态开展，想方设法逐渐改进对华联络。

1990年，科尔约请时任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于1991年访德，这在其时归于打破忌讳的举动，其间的奋斗“触目惊心”，因德方有人在招待标准上做文章，致使访问推延至1992年成行。钱其琛访德不只冲破了一些妨碍，还推进了两国经济协作。时任德国交际部亚洲司司长曾暗里告知梅兆荣，钱其琛访德尽管充溢剧烈比武，却成了推进两国联络的转折点。

1992年12月10日，德国联邦议院通过抉择，撤销对华“制裁”，宣告中德联络正常化。德国也成为终究一个撤销对华“制裁”的西方首要国家。

1993年11月15日，科尔第三次访华。1994年7月，我国国务院总理李鹏访问德国。1995年7月，我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1996年11月，德国总统赫尔佐克访华。两国联络重回正轨。

马灿荣以为，在中德联络的低谷期，科尔坚持开展对华联络不动摇，在1993年9月提出新的“亚洲方针大纲”，着重我国在亚洲区域和世界上具有“抉择性的效果”，表明要与我国树立长时刻、安稳、全面的协作联络。他支撑我国留学生到德国学习，屡次不管国内对立，回绝对台军售，回绝接见会面达赖，避免了两国联络再度呈现困难，对中德联络的奉献不可磨灭。

出任大使

2001年10月28日下午，时任交际部部长助理马灿荣接到告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录用他为驻德大使的方案。

他当即开端做到差前的预备。他1993年1月完毕第2次驻德任期回国，时刻已曩昔9年，曩昔了解的全部都产生了改变，有必要从头了解。

他调出中德联络的全部重要档案细心研讨，发现中德建交后联络开展一贯比较顺利，总体上友爱与协作的时期远远多于欠好的时期，特别是德国从未与台湾有交际联络，中德两边没有前史遗留问题，没有直接利害冲突，友爱协作是前史必定。

驻德国使馆是大馆，国内许多部委都派驻了干部。马灿荣访问了相关部委和单位，十几个部委领导都着重，德国是他们开展对外协作的“重中之重”，优先级很高，投入许多。他们对当时两边联络现状感到满足，但以为还不行，开展联络的潜力还很大。

2002年1月2日，马灿荣离京到差。此刻，德国首都已从波恩迁至柏林，科尔政府也已被社民党和绿党联合组阁的施罗德政府所替代。

施罗德是20世纪60年代德国学生运动活跃分子，对我国多有好感。他任下萨克森州长时兼任群众汽车公司监事会成员，深知群众汽车在与我国的协作中获益良多。他曾主张免除对华兵器禁运，因为绿党对立而未能完成。他初次访华即以北约成员国名义就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情向我国表明了抱歉。

施罗德在1998年到2005年担任联邦总理期间六次访华。马灿荣出任大使期间每次都受命回国伴随，他感觉施罗德对开展对华联络有一种热情。

施罗德出国访问习气带一些企业家随访，回国后还要招集这些企业家到联邦总理府集会，听取意见和主张。2003年，施罗德第2次访华后招集随访的德国企业家集会，特邀马灿荣到会。德国企业界头面人物简直全部参与，如西门子公司总裁冯必乐、巴斯夫公司履行董事会主席贺斌杰以及奔驰、群众、拜耳等20多家大公司老板，还有联邦政府经济部长、经济方针参谋等官员。

宴会上只需马灿荣一个外国人，施罗德特意组织他坐在自己左边，小声主张他使用这个时机约请在座企业家到使馆做客。马灿荣正忧虑我们能否承受约请，施罗德就用汤匙敲了一下酒杯，大声说：“我们静一静！马大使有话对我们说。”

马灿荣动身感谢了德国经济界对开展中德联络作出的奉献，表明期望与他们坚持密切联络，诚邀各位企业家和官员到使馆做客。话音刚落，施罗德就带头拍手，在座者纷纷表明很快乐去使馆做客。施罗德当即责成他的经济方针参谋魏德曼担任执行此事，并表明到时他也要到会。

通过近一个月的预备，宴会在使馆大厅如期举办，施罗德带着担任经济业务的官员和企业家们全部到会。他告知马灿荣往后有事能够直接找自己的工作室主任，那是他最信赖的人。

我国使馆请客德国经济界和企业界头面人物，马灿荣与施罗德总理（右一）等人谈笑自若。图/受访者供给

2003年12月初，马灿荣伴随施罗德再次访华。施罗德所到之处都遭到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让他深受牵动。他第一次访问广东，对广东的开展十分赞赏，他与德国在粤企业家座谈时说，广东开展潜力很大，德国应该加强同广东和我国南方区域的协作。

夜游珠江时，施罗德向偶遇的一对新人表明祝愿并合影留念，心情大增，连连赞赏珠江夜景。施罗德、德国联邦交通部长与广东省副省长、马灿荣等围坐一同，施罗德谈起自己不幸福的幼年，说自己一贯重视我国，年青时就读过毛泽东的作品，十分敬慕我国的文明。

施罗德很少揭露议论我国的所谓“人权问题”，一贯用词慎重，主张在这一问题上采纳“静悄悄”的交际，相等对话，使后来中德两国法治国家对话和两国交际部人权对话机制得以树立。马灿荣说，因为两国较早就人权问题树立了相等对话机制，这一问题总体上没有对两国联络造成大的妨碍。

马灿荣以为，中德联络在施罗德年代从以往经贸联络为主提升到更高阶的政治联络层面，开端逐渐树立政治互信，在联合国维和举动、阿富汗问题、气候改变、反恐等世界问题上都有很好的协作。两国在经贸联络上也呈现显着改变，出资“一边倒”、交易逆差的局势得到改进，交易相对平衡，中方有时候还呈现顺差，并开端向德国出资。军事沟通等灵敏范畴也开通了训练、互访机制。两国联络真实完成了全面开展。

2005年，施罗德卸职，之后担任了多家世界知名企业的参谋，常常来往于中德之间。一次马灿荣去访问他，他指着宽阔亮堂的工作室说：“马先生您看，我现在日子得很好，不只经济上，并且时刻更多了，能够做更多我喜爱做的事，更多为中德协作出力了。”

“我这儿还有邓小平先生喜爱的烟”

2005年11月，基民盟主席默克尔中选德国联邦总理。她在执政初期常常揭露批评我国有人权问题，引起中方不满，两边的对立和冲突显着增多。

默克尔按例每年举办新年招待会，约请各国驻德使节到会。她同马灿荣握手时总特意要他传达对我国领导人的问好，再问好他自己的近况，显得有些异乎寻常。马灿荣以为，这是她示好的一种特有的方法。

默克尔初次访华是在2006年。伴随访问的马灿荣注意到，她对在我国见到的全部都表现出惊叹的神态。她说没想到我国开展这么快，她要争夺每年都来我国访问一次。

2007年8月，马灿荣伴随默克尔第2次访华，整个谈判气氛很和谐。默克尔访问南京时住一般商务套房，早餐时在酒店西餐厅吃自助餐，取面包时不小心将两片面包掉到地上，二话没说捡起放到餐盘里，遭到我国大众的一片赞扬。

可是，默克尔访华后不久，即于9月23日在联邦总理府接见会面了达赖。中方表明强烈抗议，中德联络突然跌入低谷。

10月初，德国前联邦财务部长、前司法部长、前内政部长及现任联邦议院专门委员会主席等8位有影响的社民党联邦议员相约到使馆访问马灿荣，评论怎么赶快康复两国联络。年逾八十的前联邦副总理兼外长根舍特别乘飞机从波恩赶到柏林，同马灿荣谈了近一小时。

两国联络在低迷中度过了两个月。11月底，我国外长杨洁篪与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接见会面，就改进两边联络达到一致，国内指示马灿荣同德方要点洽谈。

商谈总共进行了7轮，圣诞节和元旦也没有中止。德方代表、交际部主管国务秘书西尔伯贝格乃至把私家手机号码给了马灿荣以便随时联络，马灿荣还在夜间被约到德交际部商谈。终究，两国联络完成了重回正轨。尔后，德方开端慎重处理涉藏问题。

默克尔在其新书上为马灿荣签名。图/受访者供给

马灿荣在任期间，只需日程答应就会受邀去各地工商会、企业、高校、新闻单位、研讨组织乃至戎行和情报部门作陈述，介绍我国状况，每年要做30场左右。他以为，德国媒体对我国的报导负面内容多正面内容少，许多德国人对我国的形象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前期乃至更早，一些人对我国存有成见，因而最重要的是增进两边直接来往，最好是让德国人亲自到我国看一看。

2009年6月初，马灿荣接到离任回国告知，他的告别拜见日程很快排满。因跌倒受伤有一年多没揭露出面的科尔快乐地承受了他的告别恳求。施密特打破多年来雷打不动的常规，不参与《年代周刊》例会，在马灿荣向汉堡市长告别当日在汉堡接见会面了他。就在两个月前，施罗德约请马灿荣到会了他65岁生日宴会。默克尔也打破一般不承受外国使节告别的常规，在总理府接见了马灿荣，还亲热地带他观赏了自己的工作室。

默克尔在2010年7月第四次访华，表明愿同我国“全面推进战略同伴联络”，并商定树立政府商量机制。2013年，我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德。2014年，我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德，两国联络从“展望未来的战略同伴联络”升格为“全方位战略同伴联络”。

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开展和产品竞争力的继续增强使德国呈现了“我国要挟论”的声响。2019年，欧盟在德国推进下出台了新的对华方针，把我国首要定性为“准则对手”。2021年底，由社民党、绿党、自民党三党联合组成的德国新一届政府开端执政，德国内部“削减对华依靠”的言辞喧嚣一时，还有一些政客声称要同我国“脱钩”。但在华德企大多数坚持留在我国，以为坚持对华协作有利于德国经济开展。

现在，中德之间一天的交易额便是建交之初全年的2.4倍，德国是我国在欧洲最重要的交易同伴，我国也已接连六年成为德国全球最大交易同伴。

“种种迹象表明，中德之间不可能‘脱钩’。”梅兆荣说。

2022年7月，我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到会二十国集团外长会期间接见会面了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他说，五十而知天命，中德联络已到了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老练阶段，中方愿同德方一道总结经验，规划好下一个50年协作。

惋惜的是，一些老朋友现已不在了。2015年，96岁的施密特逝世。2017年，87岁的科尔逝世。

马灿荣记住，当年科尔屡次到我国大使官邸做客。他爱喝冰镇的青岛啤酒，每次使馆招待员都早早在冰箱里备足。科尔说，德国坚持“一个我国”方针对德中联络健康开展至关重要，还劝诫在座的基民盟年青议员要紧记。

那时每逢世界形势有严重改变，马灿荣总要去访问施密特听取主张，有时是去他坐落勃拉姆斯湖畔的私邸。施密特配偶每年都要在那里住上几个月，只需联络特别好的亲朋才有时机到访。

施密特1982年卸职后潜心研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问题，特别必定我国的改革开放方针，再三称誉邓小相等是出色领导人。马灿荣就任之初访问他，他在柏林的工作室里指着桌上的中华牌和熊猫牌卷烟说：“您看，我这儿还有邓小平先生喜爱的烟呢！”

施密特较早预见到我国的兴起，并提出了美元、欧元和公民币三种钱银将主导未来世界经济的闻名结论。他曾说，我国应坚持自己的路一贯往前走，“骆驼尽管走得慢，可是能走到目的地”。

作者：宋春丹

告发/反应